相较于《周礼》《仪礼》而言，《礼记》全面、集中、系统地论述、阐释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
（2）其最终指向事情底道理，就是事物存在的不变法则和条理，此是真际空灵的理（一切事物的理便是太极），是先于具体事物的不变定理，而实际变化皆为道体流变。此所谓理，是客观底情或势中所表现底道理或原则。
因此需要追问觉解何以可能，即需要追问人心之明觉何以可能。……不受实际世界中底限制的限制，是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的自由。心中之事，过而不留，所以心常如鉴之空。[3]冯友兰：《冯友兰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5] 这不同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以知情意三种并立的意识机能来确立自由：（1）觉与解二者不是并立的，当下由解而觉，始于解，成于觉，解的进阶提升而觉。
……[15] 此外，他在晚年反思理在事先，肯定理在事中，《新理学》唯一断定是事物存在。虽然他立足实际指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大势，而且认为必须顺势而为，因势建制，但他又从真际高度上，认为：各类事物所依照之理，是其类事物之完全底典型,是我们所用以批评属于其类之事物的标准。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最后，诚信为政的理想在于行仁政。最后，诚信是君子行仁之方。《论语》中诚信思想主要通过信这个载体，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意涵，呈现了独特的实践智慧，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些，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
首先，诚信是君子安身之本。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论与逻辑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西方语言中，存在与作为系词的是同是being，借助于这个是，存在（being）从一开始就与思想联系在一起，存在着的东西或者说是所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思想内容。陈来非常敏锐地指出，所谓的普遍性问题，可能只是西方的特殊问题，如果把西方特殊问题当作哲学最基本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若中国思想传统都只是一种普遍性思想的特殊或初级形态，实在不必大费周章去研究。
差异更能帮助我们形成自我认知，但比较背后常会陷入一种更大的认知陷阱。这是汉语世界对于道在世界之中的理解，道就在身边，砍柴担水，无非妙道。也不是基督教中的三圣德：信望爱。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作为西方哲学家，在他的德性伦理学研究中纳入了大量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
很多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必须回到这个脉络中才能理解。但比较哲学范式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警惕。
在汉语世界中，基于对宇宙大化流行的体认，产生一种与之呼应的语言论。在汉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德性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的四枢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一个伪问题，本质上并不在于用了哪种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而在于暗地里把西方哲学预设为一种普遍性，在普遍性名义下，所谓的中国哲学便理直气壮地借用西方哲学的范畴，以对哲学的狭隘理解，特别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为标准，来对中国思想进行分梳与整理。当然，中西方哲学在现当代也都各自超越了自己的框架性理念，但这一框架依然是汉语哲学思考的重要参照，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也决定了汉语哲学的基本特性。但是，无论以显性还是以隐性的方式，这种西方哲学的框架都很难揭示中国哲学的特点。这种比较下的具体差异忽视了中西文化思想背后的本源性差异，简单地将一种外部思维看作普遍标准。这一格局内在地决定了汉语世界中任何一种真正具有思想活力的哲学形态都必然处于一种对话的视域。
从阶段论来看，中国哲学体现的是朴素的什么思想自发的什么主义等。这样的工作与单纯在西方进行西方哲学研究有很大不同，本质上是在文明间进行接触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之进入汉语世界有四重意义：一则以他者身份出现在汉语世界，迫使你离开自己去认识它、理解它。
Philia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也有深刻论述，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功利的友谊、快乐的友谊与善的友谊。神字源自申，本义为闪电，从天象阴阳激耀之形得出，表达变幻莫测，阴阳不测谓之神。
言并不直接表达世界，而是对应着象，立象以尽其意。汉语哲学正是对这一聚拢世界的方式进行反思的哲学活动，这一点在张东荪的哲学中已经有了充分认知。
这种以西释中的模式之所以流行，其背后原因正在于以西方哲学为一种普遍性。在西方哲学中，基于存在的另一进路是原子论（atomism），将存在原子化理解来解释具体事物的不同结构，每一个原子都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存在，原子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万物。作为人类，人生在世有着普遍的疑惑，有着相似的诉求，都会对世界做出基本预设。尽管这主要关乎汉语经典的翻译，当这些讨论进入汉语脉络时，这种跨语言的探讨就已经是汉语哲学的重要任务了。
七、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 尽管本文着眼于汉语哲学的界定，事实上，这种论述一定预设了一种基本的哲学观，也预设了对西方哲学以及对全球哲学的理解。之所以列出这一系列看法，旨在显示出看似不同层面的哲学问题就其实质而言都有内在关联。
汉语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工具，汉语世界是全体人类诸种生存形态之一。汉语哲学是建构性的而非注释性的，通过汉语哲学的概念将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凸显出来。
只有把西方哲学置于真正的他者地位，才不至于泯灭自身，而能重新回到自身，实现对自身的整体性反观。从普遍性来说，中国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特色，一种具体实践。
在现代世界中，推进汉语哲学会进一步涉及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基本特质，从而形成汉语哲学自身的规范性。哲学之为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任何一种地域上的限制都与哲学本性相违背。外在性的意识抵御了普遍性概念对自我的吞噬，自我并不是普遍性的某种特殊体现，而是面对一种他者，由此而努力保持他者之于自我的他异性。刘笑敢称之为反向格义。
巴门尼德之所以得出被思想的与所是的是同一的，恰在于思想与判断的系词是密切相关，是之后谓词的逻辑分类与柏拉图的概念体系有内在关系。洪堡特研究了印欧语系与汉语的重大区别之后，指出汉语中缺乏很多印欧语系中的语法现象，而语言的差异不只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
这里所论述的汉语哲学的内涵与规范，西学入中或汉学入西，无论哪方面都是在不同语言板块的碰撞中产生，都凸显了双重语境。蔡元培曾解释说，要编写中国哲学史，没有古人先例可依傍，不得不依靠西洋人的哲学史。
这样的汉语哲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创造力。究竟是应该为对应西方哲学传统而改变自身的汉语习惯，创造出同时蕴含起作用与系词双重意涵的汉字,还是应该保守汉语本位，给在是和有更加清晰的辨别，明确汉语哲学与印欧语系哲学在语言基础上的本源性差异？这绝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是两个世界的碰撞。